今年是工程造价学科的缔造者徐大图教授逝世二十四周年，时逢中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建立二十五周年，饮水思源，谨作小文，以悼念大师。
工程造价专业缔造者、工程造价学科建设先驱徐大图教授
1986年初“两会”期间徐大图教授被国家计委委员杨思忠、谭克文电召至北京，与香港测量师学会创会会长、英国皇家测量师学会资深会员简福饴先生见面商议在中国高校中开办QS（工料测量）专业的可行性。晚宴设在北京饭店贵宾楼（半岛酒店），多年以后大图还谈到该饭店的跪式服务，好像香港工程界的大腕刘绍钧先生也作陪。事情缘起于简福饴先生以自己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向“两会”提案，建议在内地高校设立QS专业，与国际惯例接轨，满足日益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控制的需要。此提案由国家计委办理，计委领导找到了时任天津大学工业管理工程系副主任的徐大图洽商。徐大图教授以其高度的敏感，马上着手论证开办技术经济专业。当时考虑既不能直接采用QS名称，也不能采用工程概预算名称（中专开办），而工程造价当时尚不能为人们接受，而技术经济则早已被业内专家学者和领导认同，所以大图定名为技术经济。
简福饴先生
徐大图教授当年5月即开始着手论证开办技术经济专业，当时开办新专业不容易，他决定到北京去开论证会。会议地址选定西三环京通宾馆，是通讯兵的招待所，离教育部、建设部、人民大学、北京大学都不远，位置适中，接送专家方便（那时不习惯打的，更无专车之类）。首席专家是厉以宁教授，大图带着我到北大朗润园厉老家中，厉以宁教授没有推辞，只是拿出一个效率手册，念叨着：“大图啊，那天我上午要去国务院研究室，下午要去国家计委，都是早定的。”大图毫不退让：“厉老您必须去。”厉以宁先生提出个妥协方案，会议8时开始，我讲30分钟，马上离会去国务院研究室。会议就是这样子安排的，到会专家还有大图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的老师、时任中国金融学院院长的徐文通，中国人民大学的邵以智教授、龚维丽教授。还有国家教委高教司副司长、国家计划委员会标定司副司长、化工部一个处长、水电定额站李治平处长等。
会议圆满成功，天津大学1987年可以招生了。这时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支持下，天大决定成立技术经济与系统工程系，徐大图任主任，来珠、高紫光任副主任，纪年任党总支书记，我任教学秘书兼系办公室主任。徐大图教授在系成立大会上潸然泪下，承诺把技术经济与系统工程系办成全国一流的学科。时任讲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的杨忠直教授回忆，那是英雄落泪。
（后来才知道徐大图教授与厉以宁教授一起住过北大经济系的“牛棚”，徐大图是反革命学生，厉以宁是右派分子，他们分住上下铺。）
徐大图有三板斧，第一板斧是继续办好全国定额站站长班，第二板斧是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支持下开办基本建设管理（工程造价）干部班，第三板斧是在天津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支持下在全国开办工程造价专业函授大专教育。
这样干了两年，中国的工程造价学科基本建立起来了。期间，徐大图教授编著了中国第一本《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由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还编写了一本高等学校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规划教材《工程造价管理》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更值得一提的是，徐大图教授直接领导并推动出版了一套“建设工程造管理丛书”分别由几个大出版社出版，编者包括徐大图教授、虞和锡教授、曲修山教授、刘尔成教授、赵国杰教授、陈通教授、纪年教授等天津大学技经系内部的老师，也有徐大图在人民大学读研时的导师：邵以智、徐文通和龚维丽教授。1989年国家教委举办首次全国优秀教学成果评选，天津大学申报的《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学科的创立与发展》获得优秀奖（相当于后来的二等奖）。获奖人是：徐大图、刘尔成、尹贻林。
徐大图教授大智若愚，长得好像笨笨的，重度近视眼镜后的眼神若即若离，实则聪明绝顶。像胡适说的：凡是成大气候的人必绝顶聪明，并且下得笨拙功夫。我看大图就是这种人，他为本科生、研究生、函授生、专科生上过无数课，已经滚瓜烂熟，但还是天天备课。我那时夏天去请示工作，他舍不得开空调，穿个大白背心和大裤衩，在电扇前备课。
徐大图教授（中）、虞和锡教授（左）、纪年教授（右）
他主张勤往北京各部委跑争取支持，每周他都会带着我坐10：40时去北京的可躺式火车，后改为双层特快列车，中午到北京。他让我到学校食堂买饭再带几个西红柿和黄瓜在火车上吃，北京站下车后总是坐103或104路车去百万庄的国家计委和建设部，要么就是六铺炕到石油部、水电部、化工部。见过无数副部长以上领导，印象最深的是石油部副部长李天相，办公室的桌子是一头沉加上个木板靠背椅。有一次路过天安门广场去北京市政府，他指着广场边的马路上一条条铁篦子问我干什么的，我茫然不知，他告诉我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广场集会用的厕所。到时候一围席棚，隔一个拉起一块铁篦子就是厕所供百万群众应急。那时，我们晚上就坐19：40时最后一班车回天津。
徐大图教授与其硕士研究生黄东兵教授——现任贵州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天道酬勤，大图为工程造价学科做的努力没白费。很快，技术经济专业就与建筑学、计算机软件包揽天津大学招生分数线最高的前三名，大家都以作为技经人为荣。1991年天津大学任命我为技术经济与系统工程系副主任。
1994年大图决定选派我和我博士期间的师兄陈通教授去加拿大做访问学者，我们都在蒙特利尔，我在康考迪亚大学，陈通在高等商学院（HEC）。同期，后任天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的齐二石教授，副院长汪波教授都在那里，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打篮球，一起游览加国风光，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但是徐大图教授交给我一个任务：考察北美造价工程师学会（AACE）。我认真负责地做了这项工作，访问了AACE蒙特利尔分支机构，又去美国访问了AACE。搞清楚了北美造价工程师学会要求会员首先应该是北美工程师学会会员再通过四门课程考试才使用造价工程师（Cost Engineer）的头衔；如果你没有工程师学会会员头衔，即使你通过了四门课程考试也只能使用造价顾问的头衔（CC）。当时我想把CE译为成本工程师，但老国家计委标准定额司司长管麦初指示，就译为造价工程师。
国际造价工程师协会（AACE）
1995年回国后，徐大图教授让我向建设部相关负责人汇报。我去了方知建设部非常重视这次汇报，当时有位司长（后任副部长）直接问我：小尹！你们天津大学很早就了解了英国皇家测量师学会（RICS）的QS执业资格，你又专门考察了AACE的造价工程师制度（CE）。你认为，如果中国也搞类似的执业资格，是按美国的搞，还是按英国的搞。这个问题我和大图早有准备。我说：我们天津大学的意见是按英国的QS搞。因为，第一按英国的制度，QS是独立的执业资格，这样就照顾到了中国现有百万人规模的工程造价专业人员队伍现状。否则按美国的制度，先取得工程师执业资格再成为造价工程师，现有百万队伍将会被边缘化，失去继承性，难以得到支持。第二按英国的制度，大学设置单独的QS专业，符合中国现在大学专业教育的特点，若是按照美国制度，一味宽口径的工程教育，现行高等学校教育体系无法接受。听完汇报，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对我说，你的汇报更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我们取名学美国的叫造价工程师，内容学英国的QS。
1996年，建设部和人事部联合召开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研讨会，在保定良友宾馆会议室开的。建设部标准定额司领导和人事部执业资格司领导主持会议。当时大图已经调入天津理工学院任院长，他出席了会议，我代表天津大学也出席了会议。当时考试的大思路已经定了，按QS和CE的四大知识支柱：法律合同类、土木工程技术类、定额计价类、实务操作案例类。人事部刘宝英司长（天津人，慈祥的老大姐）建议，你们考的课必须有内在的联系，并且要一看就是造价工程师的课程而不是拼凑的。大家一下子陷入僵局，想不出好办法。后任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司长的徐惠琴回忆：“到底是大师，徐大图教授打破僵局，就定这么四门课。工程造价相关知识、工程造价的确定与控制、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土建与安装两大专业）、工程造价案例。一锤定音！”保定会议圆满完成预定任务，造价工程师即将开考。
1995年在中国工程造价事业即将走向辉煌之际，天津大学的工程造价学科却遭灭顶之灾。那年春天，天津大学在李光泉校长主持下，拟把管理学院做实，具体方案是把系统工程研究所、管理工程系、技术经济与系统工程系合并成立新的管理学院，原管理学院虚架子取消。由寇纪淞教授任院长，徐大图教授任副院长。成立MBA教育中心，张维教授任主任，我任副主任。这一做法原意是加强学科建设，是学校对原技经系只顾扩大社会影响和创收的工作方针的否定。这一做法客观上否定了天津大学历来重视的与产业密切合作的传统，对天津大学的工程造价学科釜底抽薪，也是我现在任院长的教训。我现在不顾一切抓学科建设，取得了天津理工大学首批博士学位授予权，就是想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1996年春节前，天津市委任命徐大图教授为天津理工学院院长。而我继续留在天津大学作为工程造价学科的代表，参与国家正在谋划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的建设工作。1996年夏天一个溽热的傍晚，徐大图教授到北五村1号楼我的家中，直接问我：“小尹！你愿不愿意帮我，你去不去理工学院！”我直接回答：“愿意！”大图说：“好！那就写请调报告。”拿到我的请调报告大图扬长而去。第二天下午通知我：天津理工学院党委任命我为天津理工学院科研处处长。这一句愿意，使我在天津理工大学呆了20年，至今，我都认为那是对中国的造价工程师的承诺，是对中国工程造价咨询业的承诺！我也算一诺千金，为一个对大图教授的承诺，为对使命的承诺，我在一个二本大学坚守了20年，个中滋味只有亲历者理解。
徐大图教授与尹贻林教授
到天津理工学院第一件事是举办全国定额站站长班，时任建材定额站站长，现任中价协秘书长的吴佐民先生即是该班学员。第二件事是举办全国高校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师资班。上述两个班师资阵容强大，包括徐大图教授、戚安邦教授（现任南开大学MPM中心主任）、赵道致教授（现任天津大学工业工程系系主任）、尹贻林教授等。夏立明教授、杨飞雪副教授当年只能做辅助工作。第三件事是报天津市教委批准成立了天津理工大学造价工程师培训中心，徐大图为主任，尹贻林为副主任。
1997年全国试点开考造价工程师，深圳市造价站创站站长陈广言先生请我们天津理工大学造价工程师培训中心为深圳市做培训工作。徐大图高度重视，命我组织师资力量，做好周密安排，于1997年暑期赴深圳培训。当时住在深圳最高建筑物xx中心旁边的蔡屋围大酒店，在南侧的深圳大学成人教育学院上课。这次培训的效果非常好，当年的学员通过考试后今天大多成为工程造价咨询公司的领导或骨干，有的成为了行业领袖。
深圳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这次深圳培训，对徐大图教授是一次最大的成功，实现了大图从创建学科，到为建立工程造价咨询产业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提供有力的决策支持，进而开始考前培训到正式考试，完成了这个伟大的项目全生命周期。考完后10月份大图开始咳嗽，他不以为然，对我说：“我月底去广州开会，可能潮湿的空气对我有好处。”一次校内工作会议上大图晕倒在会议桌上，检查后确诊为肺癌。
大图教授得癌症，建设部标准定额司王绍成副司长也得了癌症，给中国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蒙上了一层阴影。
1997年底至1998年夏天是难熬的时光，徐大图教授卧病不起，住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干部病房。他是在职厅局级领导，所以比一般病人好得多。关于造价工程师的事我直接到病房向他请示，别忘了我还是天津理工学院科研处处长，负责申请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工作。1998年底将接受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审查，当时申报学科有凝聚态物理、机械电子工程、技术经济及管理，分属理学、工学、管理学三个门类。曹作良副院长、齐世闻副院长直接分管这项工作，我具体操作。当时我才40岁，年轻气盛，桀骜不驯，对两位领导多有得罪。大图心急如焚，让我多请示，多推功揽过。我为安抚大图遂一一应承，他又把他的同学一一介绍给我，我带着材料去请教他们，他们都热情接待，一一指出问题并提出意见。当时我到北大朗润园拜访曹凤歧教授，他让我问候大图，说该出手时就出手。1998年底我们通过了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审查，又通过了三个学科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点的审查，天津理工学院从此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
但是，徐大图教授未能坚持到这一天。我坚信他带着遗憾，带着对中国工程造价咨询业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的牵挂，带着对我及其团队的期盼离开了俗世。逝世时间1998年7月31日，他张着眼睛，不愿闭上。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原青岛大学副校长印邦炎教授对大图说：“你放心走吧，剩下的事有我们呢！”他抹上了大图的眼睑。
大图在病床上对我说：“老天好狠啊，再给我十年，我能干好多事！”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回家后我打开音响，播放音乐，嚎啕大哭，音乐声掩盖了我的哭声。第二天我照旧上班，不动声色，我知道从此苦难将伴随我。
徐大图教授泥塑像
送走大图，造价工程师培训中心师资团队军心动摇，有人要我把深圳培训的盈余分了，我大怒找人诉说，没想到他也劝我分了。从此我把喜怒哀乐深埋在心底，低调做人做事吧。第一步我要完成我的博士学位工作，1999年初在陈伟珂教授的帮助下，我打印了我的博士论文到辽宁大学答辩。胃口一直不好，我以为是沈阳天气冷，于是买了个坎肩。答辩顺利通过，我答应去送北京的专家，但是我就是挣扎不动，只好央告师兄代劳。昏睡一晚，晚上小便时叫苦不迭，原来小便呈酱油状。回津检查得了重症甲肝（戌肝），遂住进传染病医院，一住就是45天。期间天津理工大学党委免去了我科研处处长职务，于是我只剩下造价工程师培训中心副主任一职。
2003年尹贻林教授为香港测量师学会进行继续教育时接受赠品
天无绝人之路，我带领孔庆莲、杨飞雪、夏立明、陈伟珂、柯洪等人开始了创业之路。我们租了冀津宾馆办起了工程造价自学考试大专班，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受到了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王明达的接见。当时路之艰辛非常人所能想像。
国家教委副主任王明达（中）视察工程造价管理教育中心、尹贻林（后排左五）
2000年初天津理工学院党委决定组建管理学院，合并管理工程系和造价工程师培训中心。开始时内定我为副院长，后来不知何故，临到发表竞选演说的前一天通知我竞选院长。第二天上午我演讲完即赴人民大学讲课，党委晚上通知我，任命我为管理学院院长。当晚，我知道是时候兑现我对大图教授、对中国工程造价咨询业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的承诺了。
（本文来源：天津理工大学工程造价，作者：尹贻林）
版权申明：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评论